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最喜欢的一场戏是母亲接到情妇电话后的歇斯底里。男孩的腿在发颤，无法抑止。只有这时，电影中夸张的情感恰到好处地成为一种可信。
关于爱，关于死亡，关于电影，关于竞技体育，我找不到任何理由不喜欢这部电影。中段的弦乐片段真的好动人。我对深色卷发的男孩有着天然的喜爱，再加上他微微闭上眼睛的那些瞬间很像我爱的人。有梦想就要动手去做，有故事就要去讲，世界需要分享欲。
前半部分还是很美的，后半部分急转直下得让人忍不住刷手机
名导论电影那段有点over了 整体来说感觉有点像导演不断在提醒你“看！我在这儿成长了” 但美是很美的 音乐也很美
索伦蒂诺眼中的家庭生活都能这么闹腾，可见意大利家庭是真的抓马
每个人一生只会讲述一种故事，大多与故乡与童年有关
Sorrentino的影像从来都是难以言喻的，在这里，他用自己的坦诚剖析过度充盈的城市背后的空洞、和那些琐碎生活中的情感余波。他用自得且冷静的语气叙述个人、城市、时代的链接，用风光去遮蔽那些属于私人的滑稽、失序、辛辣和活泼。在一种怀念的是视角下，那些属于1980年代Napoli的早已散失的人文精神被再次找回，充填Fabietto的周遭生活中的空缺，它们是绝美的、浪漫的、完整的、真实的，它们被观察、互动，最后再随着前往罗马的列车驶回我们的回忆里。
前一个半小时的调度和节奏固然精彩，但我喜欢后四十分钟。
只有当你离开家乡后，家乡才会变得具体。这部电影就是导演的一次回望，是一次不做任何解释的白描。但看到最后，还是会有一点感动。我想起影片开始，当镜头缓缓扫过海面，推到一辆行驶中的汽车，我在想，下个镜头应该是车内了，但镜头稍作停留，再次横摇，扫过整座城市，那刻你明白，这不是“由远及近”的序幕，而是展开了关于这座城市的一切。
4.3“通过我进入苦难之城，通过我进入永恒的痛苦，通过我你就能在迷失的人群中穿行。”成长是穿过青年蓝色和血色的过渡线，在无法预料的时刻穿过一阵不合时宜的泪水，穿过所有陪伴我一程的灵魂构成的记忆温柔的穹顶，穿过“我”。
前半部好难看进去，从“上帝之手”发生之后整部电影就突然变了一个气质。那段导演和法托比黄昏下的争论实在是太妙了。狂欢下的孤独，关于痛苦，我只服费里尼和索伦蒂诺。“你到底有没有故事”后劲十足。
半自传电影果然很私人化，那一幕幕关于少年成长、家乡惆怅、家人离去的影像，情感上多少还是有所共通。最打动人的还是拍出了“全世界都在庆祝，唯独我是孤独和悲伤”的落寞感，导演设置了很多诸如“上帝之手”的意象，不过后半程为把每个角色讲清楚还是过于冗长了。
满怀乡愁的影像回忆录，先不说别的摄影依然美到屏息。其实从少年成长的线路角度，从吵闹的平凡幸福到突发变故再到默然离乡，穿插足球、电影、胡思乱想和性启蒙，思路并不算出奇。与过往的回忆乃至伤痛坦诚相见，更打动人的是那一份真挚且沉静的情感。喜欢结尾的那首歌，开启耳机的降噪模式，那就是与世隔绝又汹涌澎湃的我。以及忽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都在类比费里尼和阿莫多瓦，我却忍不住联想到了贾樟柯，不知道那不勒斯人看这电影就和我们看贾樟柯的感觉是类似的？符号化的元素也很多了。
（豆瓣真空期补标9月末-12月）索伦蒂诺的青年自传。
上帝之手，用这个并未贯穿始终的意象当片名，太碎太散了，和《年轻气盛》一样，感觉什么都往里塞，那个穆斯林有什么意义吗。。。
8.1/如果说罗马是成人世界中华丽的颓废，那不勒斯则是懵懂少年里盎然的生机，但夏日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极具私人化的“那不勒斯往事”，导演用暧昧的“上帝之手”来复刻他的“阿玛珂德”，最终却像流于俗套-为了逃避而向往罗马。
生活不能一直用喜剧来掩饰裂痕，这样日积月累之后，即使是上帝之手也无法缝回。更喜欢前半段的故事，用喜剧来掩饰悲伤，后半段直接把悲伤演出来，反而无法共鸣，男主还太年轻，hold不住这悲伤的重量
意大利小哥哥好帅，但后半部分就emmmm，都在看景。
我们每个人的长大，
我应该早点意识到的，从发现上帝之手指的是一位我从未听说过的足球明星时，就该知道，这部电影绝对是我无法共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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